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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在乡下的日子  

2010-03-31 19:42:55|  分类: 童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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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看到朋友们对自己“知情”生活的回忆,也让我想起我随父母下放湖北潜江县的经历了。我也算“下过乡”的了。

 1970年11月份,我小妹9个月大的时候,我父亲被下放了。我母亲认为全家应该在一起,所以主动要求一起下放。所以,我们全家就随100多家华工教职员工浩浩荡荡奔赴湖北的潜江县,公社、大队、小队的名字我全忘了。我们好像是被下放在第四小队。我10岁,我大妹8岁。我们被分配在小队的打谷场上的棉花仓库里住,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。仓库用麻杆扎起,糊上黄泥,就成为2家下放干部的家了。墙对面隔壁住的就是欧阳勤她们家。她父亲每天晚上都讲福尔摩斯侦探故事。欧阳叔叔的声音很有磁性,故事又是被禁的,我和我大妹都隔墙跟着听,算是被启蒙了。后来,回到华工大学恢复教学、招收工农兵学员。那时,欧阳叔叔的英语课程每天早晨在全院大喇叭里播放,我也跟着学。感觉还是在听“故事”。

 我们的厨房是在门外靠墙用麻杆搭起的一件小屋。队上派人为我们垒好了灶台,放一口大铁锅。再留出一个小孔,放上一个小钢筋锅,可以利用炒菜的余火顺便烧开水。我们是用麦秸跟大豆梗一起做成“把子”,一种8字型的大麻花,放在灶膛里烧火。我跟我大妹可以合作一起做把子,做饭、烧菜。哦,我7岁就学做饭、洗衣了。我们的屋后是一口大水塘,对面是一座砖窑,已经废弃。我们这里没厕所,要用痰盂、马桶。如果一定要上厕所,就得走到村里的老乡家去。

 我们在镇上的小学校上学,要自带桌椅板凳。我的班上有同学带去了方桌,我妈妈就请队上的木匠做了2张条凳给我跟我大妹一人一张。我们的中饭也是在学校的伙房吃,其他农村同学是自带白米的,我们下放子弟好像是用钱的。没菜,都是同学们自带。我们上学要走2~3里路,下雨天路上太泥泞,我们就绕远路沿着大堤的草地走到学校,往往到学校时衣服都湿透了。天气好的时候,我们沿路在路边的农家菜地里拔萝卜吃,味道真不错。结果,被我妈妈抓去写检讨、深刻反省。我妈妈那时在小学校里代课,好像是代音乐课。

 我开始上三年级。班上来自农村的女同学们年龄都比我们大4~5岁,已在谈婚论嫁。有些定有娃娃亲。镇上的女同学们到时清高些,时不时瞧不上农村的同学。那时,我也有机会认识其他下放的大孩子们,傻傻的跟着瞎起哄。不过,到了这所农村学校,我才开始真正上课、学文化,之前在华工时,一上一年级就被停课闹革命了。在这里,我第一次学习英语字母,老师好像是知青。(77年、78年恢复高考,90%以上的下放子弟都考上大学,这在华工引起轰动。可能都与我们的下放经历有关。)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,第一次背着被子步行到10多里外的区里参加汇演。我们睡在学校的桌子拼起来的“床”上,心里还觉得挺有意思。

 我们也参加生产劳动,比如割草、插秧、摘棉花。我不会用镰刀,割破了左手食指,至今还留有疤痕。我插秧怕蚂蟥,而且,潜江是血吸虫疫区,虽说解放后被治理了,但是无法根治。有好几位下放干部和子女都染上了血吸虫病,一生都无法根治。我插秧之前,就学着大人打上绑腿。

 去潜江之前,我小妹从照顾她的保姆老太太那里传染了皮癣。到潜江之后,居然滥发,肚脐到脚踝之间全溃烂。我父母推着自行车,步行50多里去找到也下放的原湖北皮肤科专家,留我和大妹自己看家。我们自己提水、自己烧火做饭。我小妹每天要用中药水擦溃烂的地方,总是非常的难过、哭叫。后来,是我大舅、小姨从南昌等地寄西药,才慢慢地好了。

 在我家门前,我曾插上一支柳枝,居然活了,到我们返城那年长得比我还高些。我们在春天跟着农村孩子去弄菜花吃,还在打谷场上的大豆垛下寻找青青的豆芽,弄回家炒着吃。

 我记得在乡下照明用的是煤油灯,到镇上买煤油灯和煤油。后来,我也学着用墨水瓶或其他瓶子做油灯,用牙膏皮(那时是含铅的)做成灯捻子,将棉线包在里面。慢慢地,煤油就吸上来了。因为买煤油得到镇上去,我们上学时有时可以买,还费钱,所以夜里被父母早早催着睡觉,省灯油。“省油的灯”;-)

 我也被蚂蟥咬过,至今想起来还是后怕。虽然不像艳艳那么怕“毛毛虫”,想起蚂蟥总是心里哆嗦。

 乡下夜里之黑、“鬼火”之恐惧感(据说是坟墓的磷火)都是那时留下的恐怖后遗症。我是绝对不看恐怖电影的。

 还有在乡下吃“忆苦饭”的热闹场面(人民公社的大食堂)也是至今历历在目的。在硕大的铁锅中用秋天新收的米跟剁碎的青叶菜熬在一起,热气腾腾。每人一碗,胡噜胡噜的,那有‘吃糠咽菜’的旧社会的感觉。我啥时想起来还直咽口水。

 我们全家在潜江呆了2年多。回到华工之后,上附小的五年级。因为学制从春季开学改回到秋季开学,所以,这个学期是多出来的。但是,我没能回到我原来的班级(三年级时离开的),班主任老师也换了。认识我妈妈的一位高老师说,是胡国彬的女儿我就收了。于是,我上了一个新班级,也认识了许多新同学。有几位到现在还是好朋友,都37年了。

我打小在“被下放”时是吃了些苦头的。不过现在想得起来的还是有意思的,记忆的筛选还是正面的积极的多些。

(后记:90年代中期,我在美国奥斯汀又与欧阳勤遇上了,她儿子Frank比我儿子大一岁,上同一间小学,也踢足球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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